——再访校友蒋长青

何正泷  于英焕

 

在长春理工大学60周年校庆期间，首届毕业生蒋长青“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事迹在朋友圈传遍开来，引发了全国大学校庆要“庆”什么的思考。后来，记者前往北京听蒋长青校友讲述他的奋斗故事。

——题记

 

约好早上8点30分在地铁站见，但蒋长青还是早到了半个小时。见到记者后，已经年过八旬的他几乎是一溜儿小跑迎了上来，“母校来人了，母校来人了！”

进屋坐定后，蒋长青便急切地说，“母校培养的人才比我优秀的太多了，比我为国家做贡献大的也太多了，我就是一个普通校友，赶在母校60华诞的时候回去走一走、看一看，结果一下子‘搞出这么大动静’真不是我所希望的。”随着交流的不断深入，那个扎根深山、埋头苦干的蒋长青校友站在了我们面前。

 

刻苦求学  作风严格一生伴

 

1959年，蒋长青被从湖南大学抽调到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学习。刚来长春求学的蒋长青并不顺利，和其他南方来的同学一样，难以忍受东北寒冷的气候和粗糙的饮食。然而，当时国家正面临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即便是难以下咽的高粱米也不能充足供应，最困难的时候学校食堂只能用糠皮给师生熬粥，“吃不饱”“饿”是那个年代大学生活的常态。

 

 

“尽管条件艰苦，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的学风却非常好，同学们每天晚上都坚持学习到教室熄灯才走。”蒋长青回忆道。有一天晚上，学院党支部书记康永华望着正在教室里埋头苦学的学生们，突然心疼地说：“大家都回去休息吧，国家遇到了自然灾害，粮食供应不足，你们都饿着肚子呢，这么学下去身体会受不了的。”50多年过去了，蒋长青谈到这个场景忍不住老泪纵横。

初到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的蒋长青对光学专业并不感兴趣，“别人可能是‘爱一行干一行’，我是‘干一行爱一行’。”蒋长青感慨，“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的同学们非常勤勉，身边所有的人都是一门心思地学习，拼命地学习，在他们的带动下，自己慢慢喜欢上了光学，并且陪伴了一辈子。”

作为学校第一届毕业生，老校长王大珩院士的教诲给蒋长青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当时，王大珩院士既是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又兼任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院长。尽管工作繁忙，王大珩先生总是按时来给学生上课。“冬天没有暖气，上百人的大教室里同学们冻得直哆嗦，不得不在桌子下跺脚。但是，大珩先生一到教室，就没有人跺脚了，大家都忍着。条件艰苦，同学们冷，老师也冷，老师也在坚持啊。”在蒋长青的印象中，王大珩先生经常告诫学生，无论学习还是以后要从事的科研或者生产，成果必须合格。“学生考试可以翻书，但是绝对不可以不及格。就像将来做科研、搞生产可以查阅资料，但是不能做出的产品不合格。”王大珩先生的教诲，经常在蒋长青的耳边回响。

 

服从安排  为国担当上“三线”

 

1963年，蒋长青大学毕业后服从安排被分配到了云南昆明的一家兵工厂。1967年，国家推进“三线建设”决定在河南省建设生产光学仪器的配套厂。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蒋长青和妻子常俊荣作为技术援建人员被派到了河南省南阳市偏僻山沟里的378厂。在这个山沟里，他工作了31年，直至退休。

“服从安排就是我们那一代人骨子里的观念，国家安排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接到通知，我们马上就收拾东西出发了。”尽管那时，蒋长青和常俊荣刚结婚不久。

“三线建设”的任务十分紧迫，来到南阳后，蒋长青和其他同志毫不犹豫地放下科技骨干的身份，迅速投入到基建会战中，采石、修路、爬杆架线、烧石灰、扛水泥、安装设备，积极为“三线建设”出力。

工厂的生产车间和职工宿舍建在相隔很远的山沟里，上下班需要走很长的山路。由于长期饮食不良，蒋长青得了严重的胃病，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胃病突然发作，剧烈的疼痛让他几乎不能站立，常俊荣不得不背着他深一脚浅一脚翻山越岭地去医院。

由于远离家乡，初为父母后，蒋长青夫妇“白天把孩子送进托儿所，大人上班。”同是科研人员的常俊荣介绍，“晚上如果大人加班，就只能把孩子带到单位，把藤椅堵在墙角就成了一个临时的摇篮，我家3个小孩都睡过。”

有一次，恰逢蒋长青和常俊荣同时被派往外地出差，他们不得不把3个孩子留在家里。等他们出差回来的时候，3个孩子因为两天没有吃上热乎饭已经饿瘫在床上了。至今回想起来，蒋长青仍然觉得对不住孩子。

 

扎根深山  矢志钻研强国防

 

由于历史原因，“三线建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神秘的字眼，为了国防建设，蒋长青和其他“三线建设”者一样隐居在深山里，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蒋长青所在的378厂主要生产光学和精密机械产品。那时，光学领域开始研究运用光学传递函数的概念评价光学系统成像质量，并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上做了大量工作。在科技前沿，国外已经研制出了大型光学传递函数测定仪，而在国内则只有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有一台样机，并不能推广使用。

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北京工业学院张炳勋教授建议兵器工业部研制光学传递函数测定仪，随后联系378厂提出组建团队研制国产设备并亲自担任项目总设计师。作为生产单位，378厂派出了以蒋长青为核心骨干的技术团队，蒋长青担任项目副总设计师。

 

 

接到任务后，蒋长青和同事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光学传递函数测定仪的研制中。从调研、设计，到生产、鉴定，仅用了一年半时间，我国第一台大型光学传递函数测定仪研制成功，使光学传递函数测量的方式达到了实用阶段，填补了我国光学工业的一项空白。1978年，这台国产光学传递函数测定仪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蒋长青坦言，老校长王大珩院士对“质量必须合格”的要求和对科研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深刻地影响了自己。“第一代产品有一些缺点，‘笨重’且成本较高，但是产品质量绝对能够保证，而且耐用。‘质量合格’是老校长给我们的永远教诲。”

接下来，在另一个专门测量望远系统的传递函数测定仪项目里，设计、生产都顺利完成了，最后的调试阶段却出现了问题。眼看着产品鉴定会的日期临近，项目组的同事都非常着急，作为负责人的蒋长青感到了空前的压力。情急之下，他让已经身心疲惫的同事回去休息，自己则留下来重新寻找出现问题的原因。蒋长青一个人在厂里白天黑夜地摸索，抱着拆坏一台仪器的决心去解决问题。整整一个多月后，他终于在一个大家此前都没有想到的小环节里找到了原因，顺利解决了问题，产品鉴定会得以如期召开。

在全身心投入工作的状态下，顾不上家就成了蒋长青的一种常态。一次，蒋长青的母亲一路换乘汽车、倒火车，用了5天时间来到河南看望儿子一家。当时正是研制光学传递函数测定仪的关键阶段，老人住了一段时间却没跟儿子说上几句话。“他一早就出门，晚上加班到深夜才回家。”常俊荣说，“母亲很好奇他咋那么忙，在回老家的前一天晚上自己去办公楼附近看了看。望着灯火通明的办公楼，她既心疼又骄傲，虽然不知道儿子做的究竟是什么，但她支持儿子。”

在“战天斗地为国防”的岁月里，蒋长青和同事们为了祖国的国防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也成了那个年代“三线人”的普遍行为。“也希望过能从‘三线’调回城市，也羡慕过留在城市里的生活。”蒋长青和妻子一起表示，“但是我们不后悔，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响应了、付出了，在艰苦的岁月里我们坚守了，而且还干成了一些事。我们不需要别人知道，祖国没有忘记就够了。”